金庸先生去世后 我们都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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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金庸在行文中特地表明自己只是一名“明窗小札”专栏的编辑和作者,每天都要阅读众多的投稿和读者来信,并从中编选出适合刊登的稿件,乃至称金庸只是“徐慧之”的同事,经常在一起讨论和策划这个栏目,力图将自己作为总编辑和社长的身份隐去,在读者面前扮演一名称职的编辑和擅长于国际形势评析的时事评论员。他希望不要让外界造成一种误会,感觉到报纸的诸多栏目都武汉新闻网是出于一个人之手,以显出报纸的多样化和知识观点的多元化。

金庸

这种写作策略可以理解。自创刊到60年代初,由于《明报》处于创刊初期,经济能力不允许金庸完全按照自己的理想和计划,放手招聘多名编辑,并广邀各个领域的作家来撰写文章。对外,他必须负责以《明报》名义的所有应酬和活动,乃至商业的谈判、交往等等;对内,他必须完成总编辑需要承担的所有工作,从整体的策划、编前的武汉最新新闻会议,到最后版面的审阅、大样的签发和送交印刷,直至报纸发行到市面,香港称为“出街”为止。这还不包括他日常需要操心的人事安排、资金统筹和调配等等诸多的报社事务。

从60年代初的《明报》撰稿来看,他既是报纸的主笔,也是报纸的作者。金庸经常每天在《明报》上甚至扮演了四个不同的角色。其一,撰写社评,这是一张报纸主笔的工作,需要面对的是全球和香港本地最新的时事动态和新闻,撰写代表《明报》立场和观点的文章;其二,他必须完成每天连载的武侠小说;其三,撰写“明窗小札”的专栏文章,以分析国际形势为主;其四,发表连载的翻译文章。多重身份的展现和不同角色的扮演,这是现实的必要,无可厚非,却也是金庸惊人的天赋和能力展示。从某种意义上说,迄今为止,金庸堪称武汉实时新闻报界的第一人,因为这不是偶尔的几天突击,也不是几个月的特殊情况的应变,而是长达数年持续不断的每天写作担当。翻译——涉及报道、艺评、小说、随笔大胆使用广东方言使译作更接地气金庸翻译的作品相当多,其涉猎的领域也相当广,在此仅分门别类举起荦荦大者,武汉新闻网借一斑以窥全豹。新闻纪实性的长篇报道。如他以“乐宜”的笔名翻译美国著名记者贝尔登写的长篇纪实报道《中国震撼着世界》,从1950年到1951年9月22日,共分为341则,在《新晚报》上连续刊登。

随之,他又以“乐宜”笔名翻译了《朝鲜美军被俘记》,是原载于美国《星期六晚邮报》,由记者哈罗德·马丁(H.Martin) 撰写的报道,译作共分为8则,从1951年10月22日至29日刊载于《新晚报》的“下午茶座”版。之后,从1952年1月开始,至当年的6月5日,金庸以“乐宜”笔名翻译了英国记者R·汤姗逊撰写的长篇报道《朝鲜血战内幕》,共138则,也在《新晚报》上连载。《中国震撼着世界》和《朝鲜血战内幕》在报纸连载后都结集成书,最早的版本为武汉重大新闻香港文宗出版社出版的,1953年2月的《新晚报》上还刊有发售新书的专门广告,前者分上下册,定价港币五元;后者一册,定价港币二元五角。文化艺术的评析。如金庸以“子畅”的笔名翻译了美国左派剧作家J·劳逊的《美国电影分析》,于1954年7月18日至10月20日,共分86则,在《大公报》上连续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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